作者：周興泰（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）

　　“游藝”一詞，本于《論語·述而》：“志于道，據(jù)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藝。”大凡各種以消閑遣興為目的游戲娛樂活動，均可納入“游藝”之范疇。唐人以辭賦特有之形式書寫游藝活動的作品不在少數(shù)，主要保存在《文苑英華》“雜技”“射”“博弈”類及《歷代賦匯》“巧藝”類賦中，依此，可將唐代游藝賦分為百戲類、博弈類、射藝類三種。百戲是雜技藝術的統(tǒng)稱，經(jīng)漢代至隋唐，歷演不衰，且種類愈豐富，大致包括繩技、竿技、馬技、球技、幻術、角抵、拔河、競渡等，相關賦作如胡嘉隱《繩伎賦》、王邕《勤政樓花竿賦》、李濯《內(nèi)人馬伎賦》、閻寬《溫湯御毬賦》、王棨《吞刀吐火賦》、薛勝《拔河賦》、范慥《競渡賦》等。博弈意指博戲和棋戲,博戲包括六博、雙陸、樗蒲等牟利益的游戲，棋戲則包括圍棋、象棋、彈棋等怡性情的棋藝，相關賦作如薛恁《戲樗蒲頭賦》、邢紹宗《握槊賦》、盧諭《彈棋賦》、閻伯嶼《彈棋局賦》、傅夢求《圍棋賦》等。射藝類賦作則如白居易《射中正鵠賦》、元稹《觀兵部馬射賦》等。這些種類多樣的游藝賦，反映了唐人多彩的精神生活與豐富的文化意蘊。

　　愉悅人們的精神情趣，反映當時的娛樂文化

　　賦本身具有娛樂的作用，因所施對象不同，可分為娛人、自娛、同娛三種。曹明綱在《賦學概論》中說：“先秦兩漢時期的一些文學侍從之臣，以作賦的方式去取悅于君王，為帝王的巡行宴飲助興添樂。”如漢代梁孝王好養(yǎng)士，曾游于忘憂之館，“集諸游士，各使為賦”（《西京雜記》），此可視為君臣宴集以賦同娛的事例。漢武帝身邊亦有一批“言語侍從之臣”，其中枚皋最善作賦，“詼笑類俳倡，為賦頌，好嫚戲”，其目的就在于調(diào)笑取悅皇上。可見賦的娛人作用，由來已久。游藝與賦的結合，更促使其娛樂功能的最大化。

　　唐人花樣繁多、精湛超絕的游藝活動，不僅體現(xiàn)了唐人富于創(chuàng)造力的大腦、靈巧的身體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整個時代的精神追求與文化氛圍。唐人愛玩，愛享受，不但上層統(tǒng)治者如此，平民百姓也不例外，由此形成了一種相當濃郁的娛樂文化、消費文化的時代氛圍。吳玉貴在《中國風俗通史》（唐五代卷）中將游藝活動分為兩類：一類是表演性游戲，如打毬、拔河、秋千等；一類是娛樂性游戲，如樗蒲、圍棋等。不管是游戲的表演者，還是參與者，都在游戲活動中得到了身心的愉悅、滿足與享受。

　　錢起《千秋節(jié)勤政樓下觀舞馬賦》曰：“帝曰司仆，舞我騏馬?？梢苑髲埢蕵?，可以啟迪歡趣。”明確指出觀看舞馬具有“啟迪歡趣”的作用。王邕《勤政樓花竿賦》曰：“是日也，悅豫重情，喧闐鎬京，角抵慚妙，巴歈寢聲，賞舍嘉用，潤澤寰瀛。觀斯樂之為最，孰不稱于美名。”金厚載《都盧尋橦賦》曰：“初其委質(zhì)員來，當場獻藝。耀百戲于君所，仰千尋于天際。干霄迥出，將為悅目之娛；舉步俄升，自有翻云之勢。孤標上聳，兆庶同嬉。”不僅從視覺與聽覺兩方面給予人們以強烈的感官刺激，也讓人們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。君王與百姓同看精彩的竿技表演，最終達到同歡共樂的局面。薛恁《樗蒲賦》云：“別有膏粱之子，縉紳之客。時為此物，以代支策。初一擬而純盧，忽連呼而成白。相顧則笑，泯然無隙。請傾耳而側目，看后來之一擲。”借“膏粱之子”“縉紳之客”以樗蒲游戲紓解勞神之困，提醒人們應多看重樗蒲的消遣娛樂作用。難怪唐代鄭谷《永日有懷》云：“能消永日是樗蒲，坑塹由來似宦途。兩擲未終楗橛內(nèi)，座中何惜為呼盧。”唐人尋找各種名目以娛樂，目的在勞作之余活潑精神，陶冶性情，張弛有道。

　　此外，那些描寫繩技、蹴鞠、馬球、射藝等游藝的賦作，同樣具有娛人或自娛的功能，它們是唐人追求娛樂享受的社會風尚的產(chǎn)物。梁啟超曾把游戲、學問、藝術、勞作并稱為“趣味主體”，認為“趣味”在人類生活中必不可少，“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，生活才有價值。若哭喪著臉捱過幾十年，那么，生命便成沙漠，要來何用？”（《學問之趣味》）梁啟超從人類生活的長遠視角，指出游藝對于人類的不可或缺性，只有投入豐富多彩、活潑有趣的游藝活動中，才能使人們得到愉悅健康的精神享受，并進一步激發(fā)人們的創(chuàng)造力、啟迪人們的智慧。這些唐代的游藝賦之所以具有無窮的魅力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是唐人健康有趣生活的直接反映，體現(xiàn)出唐代社會精神生活的娛樂性特征。

　　頌揚恩德與聲威，寄寓人生情志

　　唐朝與周邊少數(shù)民族及異域各國有著非常頻繁的外交往來。唐朝國力的強盛、經(jīng)濟的繁盛、科技的進步、文化的發(fā)展，使其一度成為當時“中亞朝貢關系”的中心。各國使者因不同目的而不斷入唐，或政治依附、或文化學習、或貿(mào)易往來。為顯示皇恩，唐統(tǒng)治者少不了設酺宴請各國使者，其中就有百戲雜技節(jié)目，它已不僅僅是消遣娛樂，更多含有耀武揚威并使蠻夷臣服、萬國來朝的政治目的。唐代游藝賦于此有直接反映，如《繩伎賦》曰：“萬國會，百工休。俾樂司咸戢，繩伎獨留……歡百姓之心，傾四方之國。”《勤政樓花竿賦》曰：“皇上朝萬國，宴千官。當獻歲之令節(jié)，御高樓而賜歡……將煊赫以夸眾，候鏗鏘而取則。”《千秋節(jié)勤政樓下觀舞馬賦》曰：“惟大唐之握乾符，聲諧六律，化廣三無……則知絕群稱德，殊藝逸貌；足之舞之，莫匪圣人之教，則陳力者愿驅(qū)策而是效。”《內(nèi)人馬伎賦》曰：“皇帝順時觀武，乘暇會群。百蠻在庭，如蟻慕于膻附；千官翊圣，類星拱之垂文。……于是羌髳夷羯，氈裘辮發(fā)。心目愕眙，形神隕越。屈膝天庭，稽首魏闕。荷臣子之欣戴，咨譯人以啟發(fā)。曰天臨有唐，撫綏萬方。文德廣洽，武義大揚。”張楚金《樓下觀繩伎賦》：“方今寰海清，太階平，兵革不用兮國無征，風雨既洽兮年順成。上曰可樂，人胥以亨，大則有燾載之義，小則無角抵之名。”闕名《舞馬賦》曰：“我開元圣文神武皇帝陛下懋建皇極，丕承寶命，揚五圣之耿光，安兆民于反側。功成道備，作樂崇德，上以殷薦祖宗，下以導達情性……野人沐浴圣造，與觀盛德，敢述蹈舞之事而賦之。”賦家不僅以“大唐”“我皇”“我王”“吾君”等直接表達對帝國的贊頌、君王的愛戴，還往往通過夸張等手法描寫外邦使者目瞪口呆、形神消殞甚至忘神失箸的情形，以此達到宣示國朝天威、皇恩浩蕩的政治作用。

　　在以頌揚為主調(diào)的游藝賦中，典范者當屬《拔河賦》。《封氏聞見記》卷六記載了唐中宗、唐玄宗時期的兩次拔河比賽，尤其是唐玄宗時期，組織了一次千人拔河比賽，且請外邦使者前來觀賞，其目的在于炫耀唐帝國的聲威。進士薛勝觀后，即寫下名盛一時的《拔河賦》。賦作開頭即言：“皇帝大夸胡人，以八方平泰，百戲繁會。令壯士千人，分為二隊，名拔河于內(nèi)，實耀武于外。”直接點明拔河的意義在于在外邦面前夸耀自己強大的國力。中間一大段極力描摹拔河比賽的激烈場面，最后結以“于是匈奴失箸，再拜稱觴曰：‘君雄若此，臣國其亡’”，借觀賽之匈奴使者大驚失箸的神情呼應開頭“耀武于外”的政治目的，贊頌了唐王朝強盛的國力與宏大的氣象。

　　唐代文人還通過賦詠游藝寄寓諷諫之意與人生情志。如胡嘉隱《繩伎賦》結尾曰：“繩有弛張，藝有廢興。用舍靡定，倚伏相仍。如臨如履，何兢何喜。猶君之從諫則圣，伎之從繩則正。惟伎可以為制節(jié)，繩可以為龜鏡。殷鑒不昧，在此而已。豈徒昭玩人喪德，豈徒悅彼殊者子。”作者不僅以繩技之正喻從政、為人之道，勸告君王應該從諫如流、為人正直；而且深知玄宗縱情聲色，故以“昭玩人喪德”“悅彼殊者子”勸誡玄宗，諷諫意味鮮明。王邕《內(nèi)人蹋毬賦》亦云：“方知吾君偃武之日，修神仙之術。但欲揚其善教，豈徒悅其淑質(zhì)？謂艷色兮可輕，使宮女兮程功而出。”委婉勸誡玄宗勿縱情美色，如此方能發(fā)揚善教。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，有些游藝賦本身頌揚與諷諭兼具，如敬括《季秋朝宴觀內(nèi)人馬伎賦》開頭云：“夫何至德之極兮，越五帝而作君。羌柔遠以服外，廓寓縣而同文。”稱頌君王具有一統(tǒng)寰宇、懷柔外邦的至德之心。而在賦末又云：“斯帝王所以因壯觀而戒逸，遂居安而若厲。豈淫樂以惑人，見終朝于鄭衛(wèi)。”勸誡君王不應沉迷內(nèi)人馬伎的游樂活動中而忘記了身居天下之位。博弈本為一項智力游戲，它能陶冶人們的情操，豐富人們的精神，但若一味沉溺其中，也容易讓人喪失心智，故賦家在書寫博弈游戲時多含勸誡。如盧諭《彈棋賦》云：“是知冒險者忘于趨進，規(guī)利者失于戒慎……伊眾趣之無極，諒所戒以唯貪。茍能知其義者，無棄學而遐耽。”張廷珪《彈棋賦》云：“唯智是役，唯貪是慎。”邢紹宗《握槊賦》云：“足明夫正而不譎，取又非貪……然則終多喪志，吁嗟士兮不耽。”皆借棋道說明戒貪之意。

　　保存相關文獻史料，承載民俗文化意涵

　　博弈古來即為人們所喜好的一種智力游戲活動。秦漢時期，博弈盛行，樗蒲、彈棋等新棋種隨之產(chǎn)生，圍棋則繼續(xù)發(fā)展。魏晉南北朝時期，棋藝類智力活動尤為活躍。至唐代，由于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、政治的寬松、文人地位的提高、君臣的愛好等因素的影響，博弈游戲蔚為風尚。

　　以賦的形式寫博弈游戲，其重要價值之一就在于保存了關于棋道、棋藝等文獻史料。漢代馬融所作《圍棋賦》《樗蒲賦》，梁武帝作《圍棋賦》，對圍棋、樗蒲的行棋方法、理論等皆有論述。魏晉時曹丕、丁廙、夏侯淳三人皆以彈棋為賦,其中對棋盤之布局及棋子之材質(zhì)等有較為詳細的說明，如曹賦曰：“局則荊山妙璞，發(fā)藻揚暉，豐腹高隆,痹根四頹。平如砥礪，滑若柔荑。棋則玄木北干，素樹西枝。洪纖若一，修短無差。”丁賦曰：“文石為局，金碧齊精，隆中夷外，致理肌平。卑高得適，既安且貞。棋則象齒，選乎南藩。”夏侯賦曰：“局則昆山之寶，華陽之石。”唐代盧諭、張廷珪作有《彈棋賦》，對棋局與棋數(shù)亦多有說明，如盧諭曰：“觀乎局之為狀也，下方廣以法地，上圓高以象天。起而能伏，危而不懸。四隅咸舉，四達無偏。居中謂之豐腹，在末謂之緣邊。棋之為數(shù)也，各一十二匯。”閻伯玙《彈棋局賦》對棋局則有更詳細的說明：“西南之美，有華山之礦石焉；底貢之珍，有荊山之象齒焉。于是工人創(chuàng)器，軌物備敘。豐腹上圓，頹根下矩。”可見由魏至唐，棋局變化不大，大體仍是中間高四周低的局勢。但彈棋形制略有變化，蔡邕賦曰“放一弊六”，曹丕賦曰“二八次舉”，盧諭賦曰“各一十二匯”，可知棋子由漢代的十二顆，增加到魏晉的十六顆，再增加到唐代的二十四顆。據(jù)唐李肇《唐國史補》載：“今之博戲，有長行最盛，其具有局有子，子有黃黑各十五，擲采之骰有二，其法生于握槊，變于雙陸。”邢紹宗《握槊賦》也是了解握槊形制和規(guī)則的重要史料。賦云：“物以群分，故玄黃而不雜。”表明棋子有黑黃兩色。棋子為象牙材質(zhì)，雙方輪流擲骰行馬，故“象牙在手，駿骨登盤”。又云：“張四維則地理攸載，背兩目則天文可觀。不可飾于丹漆，寧假貴于瑯玕。”這是對棋盤材質(zhì)與棋局骰子的描述，不飾丹漆而采用瑯玕美石。棋局有兩枚骰子，劉禹錫《觀博》曰：“有博齒二，異乎古之齒。其制用骨，觚棱四均，鏤以朱墨，耦而合數(shù)，取應期月。”骰子為骨制，其形狀為觚棱形、六面體，分別刻有從一到六的數(shù)字，其規(guī)則大約為將骰子擲出，視其數(shù)字多少行棋，即“視其轉止，依以爭道”，最后以占據(jù)對方棋道分勝負。邢賦中所言“閉六關而不通，因一子而為質(zhì)”，描述的就是一方棋子被對方圍困而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。不論是棋局還是形制，賦作保存了寶貴的資料，為我們了解博弈游戲提供了相關知識。

　　同樣，胡嘉隱《繩伎賦》、錢起《千秋節(jié)勤政樓下觀舞馬賦》、李濯《內(nèi)人馬伎賦》、王邕《勤政樓花竿賦》等，其中論及的種種游藝活動，都是為了慶祝唐玄宗千秋誕辰，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演出之場景，不僅保存了千秋節(jié)日民俗文化的珍貴史料，也為雜技史的研究提供了翔實的資料。

　　《光明日報》（2024年03月11日 14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