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新網(wǎng)7月27日電 2023年7月11日，歐洲知名小說家、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的作者米蘭·昆德拉在巴黎去世，享年94歲。昆德拉曾六次獲得諾貝爾文學(xué)獎提名，他的作品自上世紀80年代被介紹到中國大陸，其后幾十年都持續(xù)獲得中國讀者喜愛。昆德拉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作家？浙江大學(xué)文科資深教授、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的中文譯者許鈞近日接受《歐洲時報》專訪時以譯者的角度對昆德拉進行追憶。在許鈞看來，昆德拉的作品最吸引人的是他對于人的存在困境的思考。許鈞認為，人在每個年齡階段都可以閱讀昆德拉，并且總會有新的感悟?，F(xiàn)將原文轉(zhuǎn)載如下：

　　許鈞接受視頻專訪。視頻截圖

　　許鈞。受訪者供圖

　　“從普通讀者到同處一個時空”

　　北京時間7月12日下午5時左右，許鈞接連收到了兩位學(xué)者朋友發(fā)來的短信，告訴他米蘭·昆德拉去世的消息?；仡欁约寒敃r的心情，他用“比較平靜”來形容。“一個94歲的老人，他走的時候應(yīng)該是平靜的，所以我的心情也是平靜的。”

　　許鈞出生于1954年。過去幾年，一批有影響力的翻譯家與當代作家接連離世，給了他非常大的震動，因此，當?shù)弥サ吕踩ナ赖南ⅲ?ldquo;回過頭來想一想，啊，又走了一個。”

　　對中國讀書界來說，昆德拉是一個常在的人物。他出生于1929年，經(jīng)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、蘇聯(lián)解體和東歐劇變。其代表作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出版于1984年，被譽為“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”。1987年，作家韓少功與姐姐韓剛把這部書譯為中文，其后，昆德拉的其它作品也被迅速介紹進中國。

　　“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，真的是一股‘昆德拉熱’。”許鈞回憶，那時他也閱讀了昆德拉的作品，不過，由于當時埋首于普魯斯特《追憶似水年華》的翻譯工作，當時的他并不覺得昆德拉是個多么一流的作家。

　　到了上世紀90年代后期，許鈞在一次社科項目做評審時遇到了一個想要研究昆德拉的年輕學(xué)者。“他大學(xué)畢業(yè)沒多久，甚至都不是學(xué)法語的，但他提出的對昆德拉的理解打動了我，或者說，拓展了我的眼界。”許鈞介紹，這位年輕人名叫李鳳亮，之后成為深圳大學(xué)副校長，他也是中國研究昆德拉最好的學(xué)者之一。

　　許鈞借機閱讀了一些有關(guān)昆德拉的材料，他驚訝地發(fā)現(xiàn)，自己曾和昆德拉同處一個時空中。1975年，“布拉格之春”失敗后，昆德拉因第一部小說《玩笑》在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被全面封殺，他決心移居法國，第二年8月底，許鈞也抵達法國留學(xué)，他們都在雷恩二大文學(xué)院，一個任教，一個讀書。他還發(fā)現(xiàn)，昆德拉的法語有濃厚的東歐口音，一聽就是外國人，這都令他感到十分親切。

　　就這樣，一點點的，他逐步增加對這一文壇巨擘的了解。

　　重譯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，“生命”一詞又貼近生活，又詩意

　　昆德拉是這個世界上讀者最多的作家之一，同時也是一位“成功隱身”的作家。只“用作品說話”的他，對自己作品的翻譯極其重視。

　　“只要是他能讀得懂的語言，能夠介入翻譯的，他都會介入翻譯。”許鈞介紹，昆德拉參與了自己許多作品的英文譯本的修訂，法文譯本就更多。移居法國后，昆德拉親自修訂了所有作品的法文版本，并認為它們“與原文具有同等價值”，從此要求所有外語翻譯都以法文版為底稿。

　　2002年，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趙武平拿著昆德拉13部作品的翻譯授權(quán)回到中國。他找到了一批實力優(yōu)秀、口碑響亮、經(jīng)驗豐富的法語翻譯家，許鈞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那時的許鈞在南京大學(xué)任教，他17歲開始學(xué)法語，20多歲就開始從事翻譯工作，不僅翻譯過普魯斯特、巴爾扎克、雨果等文學(xué)巨匠的作品，也熱衷“參與經(jīng)典的創(chuàng)造”，翻譯當代作家的作品，比如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(J.M.G.LeClézio)，后者在2008年獲得諾貝爾獎。起初，許鈞沒有立刻答應(yīng)。一方面是他手頭工作很多，另一方面，他覺得“昆德拉熱”當時在中國方興未艾，“想退一退，冷靜思考一下”。

　　不過，許鈞還是重新閱讀了昆德拉的作品，不僅有法語和英文版本，還包括李鳳亮主編的長達四五十萬字的昆德拉資料集，以及兩岸文學(xué)批評家的眾多分析文章。他漸漸對昆德拉又有了新的認識。

　　“讀完之后，昆德拉的文筆給我沖擊很大。首先是他用詞準確，很少用形容詞，句子結(jié)構(gòu)非常簡潔。他小說的結(jié)構(gòu)，那種分段方式也十分吸引我。”通過對比，許鈞發(fā)現(xiàn)此前從英文翻譯而來的版本與這次拿到的法文定本確實有一定差異，對一些詞匯和文本，他也有不同理解，于是，他最終答應(yīng)了翻譯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的請求。

　　許鈞說，翻譯的過程也是研究的過程。他請教過許多翻譯家，最讓他記憶猶新的是與著名翻譯家施康強的一次交談。當時的全書已經(jīng)翻譯完成，施康強因公務(wù)去往南京，他們就書名的翻譯方法展開了討論。

　　“我是一個直譯派，比較贊同昆德拉的意見，認為譯文應(yīng)該忠實原文。所以我想把書名按字面意思翻譯成《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輕》(L'Insoutenable Légèretéde l'être)，”許鈞回憶，“但施康強先生對我說，‘生命’這個詞在中國更‘活’，既哲學(xué)，又貼近生活，又詩意。另外，此前的譯名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已經(jīng)在中國受到了認可，因此不建議我改為‘存在’。”

　　迄今為止，這本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銷量已突破300萬冊。而重譯本的翻譯經(jīng)歷至今成為中國翻譯史上的一段故事。

　　“翻譯可以說延續(xù)了昆德拉的生命”

　　初到法國時，昆德拉用捷、法雙語寫作。上世紀90年代后，他開始只出版法語作品。許多觀點認為，昆德拉用“第二母語”法語寫作的作品難以與他此前的作品相媲美。而許鈞認為，從語言的角度來說，昆德拉作品中一直存在著連續(xù)性。他引用法蘭西學(xué)院唯一一位華裔院士程抱一(Francois Cheng)舉例。“同樣用第二外語寫作，程抱一的表達極其細膩，而昆德拉簡潔的用詞仿佛武器，具有直接的穿透力，兩者的風格極其不同。”

　　許鈞指出，昆德拉能夠把樂曲中“變奏”“聲部”的概念用于小說敘事；他擅長用荒誕玩笑化解宏大敘事的嚴肅，形成獨特的“清醒的自嘲”；他精于論述、擅長引經(jīng)據(jù)典……這些能力都不以語言為轉(zhuǎn)移。

　　昆德拉也被稱為“背井離鄉(xiāng)”的作家。1979年，《笑忘書》在法國出版后，捷克政府取消了他的國籍，直到2019年才最終恢復(fù)。昆德拉的一些行為，比如他獲得了捷克國家文學(xué)獎卻沒有去領(lǐng)獎，被指為是作家在刻意與故國割斷聯(lián)系。

　　但在許鈞眼中，昆德拉是一位世界公民。即使昆德拉用捷克語寫作時，他的小說所探討的東西也是圍繞整個歐洲的。“可以說，昆德拉對小說寫作的追求突破了他在捷克的存在……等他到了法國，他的小說更是國際性的、是世界文學(xué)的一部分。他選擇用法語寫作，不是被迫的，而是自由、自然的一種選擇。”

　　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我一直認為翻譯成就了昆德拉。”許鈞說，假設(shè)昆德拉一直用捷克語寫作，他的讀者可能遠不會有現(xiàn)在這么多，“如果沒有翻譯，昆德拉也許早已經(jīng)‘死’去了。”

　　“通過閱讀他的作品讓我們成為朋友”

　　從個人角度出發(fā)，許鈞對昆德拉最欣賞的是他關(guān)于生命的思考。“比如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，真正吸引我讀下去的是他對于人的存在困境的思考：靈與肉，輕與重，偶然與必然。”

　　許鈞說，昆德拉的小說往往會設(shè)定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，以哲學(xué)思辨問題開頭，但是他之后所寫的卻是一個個具體的人，讀者看著這些人是如何在一連串的偶然下一步步走向命運的必然，走向令人噓唏的宿命。“你讀他的小說，你會把自己放進去。他直抵你的心結(jié)，一定會引起你的共鳴。”

　　而這些共鳴是不分年齡段的。許鈞覺得，人在每個年齡階段閱讀昆德拉都會有不同的感悟。“他的作品是可以常讀，也是常新的。”

　　作為譯者，許鈞坦言與作家通過翻譯工作成為朋友是一種“幸福的奇遇”，至于昆德拉，他也曾有許多與他面對面的機會，但他選擇不打擾這位作家的生活。“走進一個作家，可以通過書里，也可以通過書外。但作家是不同的。”許鈞說，“我與昆德拉雖然沒有建立實際上的聯(lián)系，但通過閱讀他的作品，我覺得他就像一個朋友，永遠都在我身邊。”(文/秋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