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楚辭”與“楚歌”

　　西漢末,世居楚國彭城的漢高祖劉邦異母弟楚元王劉交后裔、大學者劉向,將屈原、宋玉等楚人的詩賦作品編輯成冊,并附加他追思屈原的一篇《九嘆》,以“楚辭”命名,從此,“楚辭”就成了這部詩集的名稱。

　　到了東漢年間,楚地南郡宜城(今湖北宜城)人、文學家王逸為《楚辭》作注,編成《楚辭章句》,并增加一篇他為悼念屈原而作的《九思》。“楚辭”一詞,最早文獻記載可參看《史記·張湯傳》和《漢書·朱買臣傳》,二處均曰朱買臣以能言“楚辭”而見寵于漢武帝;《漢書·地理志》載:“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,作《離騷》諸賦以自傷悼。后有宋玉、唐勒之屬慕而述之,皆以顯名。……而吳有嚴助、朱買臣貴顯漢朝,文辭并發(fā),故世傳楚辭。”辭可同詩,一聲之轉,只不過其義比詩更寬泛。關于辭,《禮記·曲禮》“毋不敬,儼若思,安定辭,安民哉”,孔穎達疏曰“言語也”,其實《曲禮》中所說能安民的言語,即樂歌,應是類似風雅頌的詩歌語言;《孟子》:“不以文害辭,不以辭害志。”文,即文字,趙岐注:“詩人所歌詠之辭,”此辭即詩歌也。不以文字有損詩歌的表達,又不以詩歌的表達有損抒情寫意。不言而喻,“楚辭”就是楚地或楚地風格的詩歌,應無異議。

　　楚國的詩歌語言,無疑屬古漢語系統(tǒng),大概皆屬于《詩經》中《周南》《召南》所波及或王化的采詩范圍。“楚辭”,既然是詩歌,就應該能夠歌唱,這是所有古代詩歌的重要特征。所以也可以說詩與歌又能互相指稱。關于楚歌,先秦典籍中多有記載,譬如《論語·微子》記載的《接輿歌》:“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:‘鳳兮鳳兮,何德之衰。往者不可諫,來者猶可追。已而已而,今之從政者殆而。’”《莊子·人世間》所載此詩更長。《孟子·離婁》載楚《孺子歌》:“滄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我纓。滄浪之水濁兮,可以濯我足。”劉向《說苑》中能發(fā)現(xiàn)多首楚歌,在《善說》篇記載春秋晚期一位名叫子皙的楚王子,在游船上聽越人船夫唱歌,歌聲纏綿悱惻,悠揚動聽,打動了王子,但不知何意,王子便讓人翻譯成楚國歌謠,這就是《越人歌》:“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,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。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,心幾煩而不絕兮知得王子。山有木兮木有枝,心悅君兮君不知。”楚國詩歌長短句兼有,句式不限,接近口語,與周天子所統(tǒng)中原王朝嚴整的四字句詩歌大不一樣,可以說是古代中國自由詩之濫觴。

　　到了漢代,古代楚地一帶的詩歌風格突然在中原王朝開始流行,與漢高祖劉邦一統(tǒng)天下不無關系。劉邦出生地在楚國豐邑,劉邦登基以后,楚文化自然北移,漢代在政治上雖然“漢承秦制”,但在文化上受楚國傳統(tǒng)的影響卻非常大,漢高祖劉邦的《大風歌》、漢武帝的《秋風》《瓠子》都是楚聲,武帝時的《漢郊祀歌》都是楚調。劉向大概就是在西漢興起的楚地詩歌風格的氛圍中,整理出最能代表楚國水平的詩歌選集《楚辭》,從此以后,以《楚辭》為代表的詩歌,直接影響了中國詩歌的總體走向。以前是規(guī)整的以《詩經》為代表的四字句詩歌,楚國詩歌或《楚辭》風格的詩歌風行漢朝以后,五言詩開始流行。李陵與其所訓練的五千荊楚“敢死之士”(司馬遷語)縱橫匈奴腹地,因寡不敵眾受降后在大漠以北所創(chuàng)作的一系列詩歌,與其說是五言詩,不如說是楚風詩。鐘嶸《詩品》甚至認為,李陵從大漠以西傳回的詩歌乃中原五言詩的發(fā)源。后人所寫的五言詩,不斷受其影響。漢樂府詩,更是受到《楚辭》的影響。詩歌的演化史,就是不斷走向自由表達的演化史。以《詩經》為代表的書面雅言,越來越走向象牙塔,而以《楚辭》為代表的更為自由的語言風格,因為接近口語化,卻顯得越來越有生命力。詩歌經過五言、七言的醞釀,再到長句,進而到徹底的自由詩,我們都可在《楚辭》中找到影子;同時,也可在漢語詩歌的一系列演化中,找到《楚辭》的影子。

　　(作者:石厲,系《中華辭賦》雜志總編輯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