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標(biāo)題：一塊石碑隱藏的地理文化密碼

　　劉三木

　　承天觀碑（局部）　秦博文　攝

　　保存于正寧縣博物館的承天觀碑（局部）　秦博文　攝

　　正寧縣黃帝文化旅游景區(qū)（正寧縣委宣傳部供圖）

　　在慶陽市正寧縣，曾經(jīng)有一座建于唐代的道觀非常有名，這座由唐玄宗親自詔令修建的道觀叫承天觀。如今，這座道觀已經(jīng)消失在歷史的風(fēng)塵之中，但有一塊記錄承天觀歷史的石碑被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，它如同一把鑰匙，解鎖了隱藏其中的正寧地理文化密碼，讓人們了解了發(fā)生在這片神奇土地上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故事。

　　這塊石碑全稱為《大宋寧州承天觀之碑》，為北宋大中祥符二年（公元1009年）正月十日重修位于正寧的承天觀時所立，它在向人們闡述道教教義的同時也描繪了當(dāng)時承天觀的宏偉壯觀以及興建的緣由，讓我們從中感受到了唐宋時期道教的興盛和繁榮。

　　道教是中國真正的本土宗教，創(chuàng)立于東漢末年。而在道教創(chuàng)立之前，民間已經(jīng)流傳有很多有關(guān)老子修道的傳說，可能是基于民眾對老子的崇拜，道教成立之初，便尊奉老子為祖師，稱他為“太上老君”。兩晉南北朝時期，由于當(dāng)時仕宦階層的處世哲學(xué)與道教自然無為、宗仰黃老等教義比較契合，道教因此得到了普遍的重視，進(jìn)一步促進(jìn)了道教的發(fā)展。

　　道教的鼎盛時期應(yīng)該是進(jìn)入到了唐代，受道教讖語“老君當(dāng)治，李弘當(dāng)出”的啟發(fā)，李氏在取得唐王朝政權(quán)以后，出于鞏固政權(quán)的需要，向外宣布他們正是圣人老子李聃的后裔，遂奉行崇道政策。唐高祖、唐太宗封老子為“祖神”，唐高宗追號老子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。至此，道教在唐朝被尊為國教，享有很高的尊崇。

　　由于獲得了李氏王朝的支持，唐代成為中國道教發(fā)展史上極其重要的一個朝代，尤其是到了唐玄宗開元時期，經(jīng)濟、文化空前繁榮，為道教的發(fā)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(zhì)文化基礎(chǔ)。由于唐玄宗熱衷道教，有許多學(xué)者將唐玄宗定義為道教君主，并總結(jié)出幾點主要成果，即大力扶植道教；尊崇道教經(jīng)典；優(yōu)待道士女冠；遍封靈山仙跡；廣興道觀廟宇。

　　唐玄宗一生篤信道教，尤其是即位以后，可以說到了一種極致。他極力神化老子，不斷提高老子的封號，先后追封老子為“大圣祖玄元皇帝”“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”“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”，將《老子》列入科舉考試內(nèi)容，并親自作注推行于天下。同時還將《老子》《莊子》《列子》改名為《道德經(jīng)》《南華經(jīng)》《沖虛經(jīng)》，作為道教經(jīng)典。不僅如此，就連楊貴妃的道號“太真”也是唐玄宗所賜，由此可見唐玄宗崇道的狂熱程度。除了尊崇老子之外，唐玄宗對其他創(chuàng)立道教各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也是倍加殊榮，如五斗米道的張道陵被追封為“太師”，道教茅山一派的創(chuàng)始人陶弘景被追封為“太保”。一些在世的道教宗師，也受到了唐玄宗的特別優(yōu)待禮遇，問道求法，拜官賜物，修建宮觀，已習(xí)以為常。

　　由于唐玄宗的極力推崇，道教在開元年間很快發(fā)展至極盛。這時的唐朝已是文化繁榮，經(jīng)濟實力雄厚，加之唐玄宗的多次詔令，全國各地修建道教宮觀蔚然成風(fēng)。據(jù)《新唐書》記載“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”，有學(xué)者指出這僅僅只是由國家出資修建的官方認(rèn)可的道觀，即“官道觀”。而民間籌資興建的“民道觀”則更多，據(jù)估計在官方修建的一倍以上，這些道觀大多興建于唐玄宗天寶年間。正寧縣的承天觀正是興建于這一時期。

　　從《大宋寧州承天觀之碑》的碑文中可以看出，承天觀明顯屬于“官道觀”，是由唐玄宗敕令修建的，關(guān)于它修建的具體時間碑文中沒有詳細(xì)的記載。但為何要修建承天觀，地點又是如何選到正寧這個地方的？承天觀碑向我們講述了一個離奇的故事。

　　說來稀奇，在正寧修建承天觀是緣于唐玄宗的一個夢境。據(jù)碑文記載：“寧州真寧縣承天觀者，本唐開元中所建也。按輿地之圖，究經(jīng)史之自，蓋元宗嘗于中夕夢彼群仙。儼冰雪之容，疑來于姑射；馭飆歘之駕，若會于武夷。惟至誠之所通，非有道而不至。且指樂土，是為殊庭。既寤，而命使訪之，遂于其地得石像二十七軀，乃夢中之所睹也。即命營構(gòu)正宇，仍以‘通圣’為名。”意思是說，有一天唐玄宗做了一個夢，夢見一群仙人，騰云駕霧，自天而降，會聚于一個美麗的地方，并指這里就是他們的居處。夢醒后，篤信道教的唐玄宗便派出使者按照自己的夢境到全國各地尋訪。無獨有偶，尋訪沒多久，便發(fā)現(xiàn)一個叫羅川的地方與唐玄宗夢到的場景有些吻合，更為奇怪的是還在這里發(fā)現(xiàn)了二十七尊玉石雕像。

　　也許是備嘗大海撈針之苦的官員為了盡快交差，便暗合唐玄宗的心理，編造說這些神像為天上二十八宿中的二十七宿，另外一宿就是唐玄宗自己，喻示唐玄宗是仙人下凡，真龍?zhí)熳又问馈．?dāng)這一消息奏報朝廷時，唐玄宗果然是龍顏大悅，聲稱這二十七位玉真人正是自己夢中所見的仙人，隨即下詔在玉真人的出土地修建宮觀供奉，并按照順從上天旨意的意思起名為承天觀，同時還將羅川縣改名為真寧縣，寓意真人保佑一方安寧。

　　關(guān)于這個故事的真?zhèn)谓裉煲褵o從考證，但我們從正寧縣的歷史沿革可以得到一些印證。據(jù)史料記載，正寧縣的最早名稱是陽周縣，隋開皇十八年，改陽周縣為羅川縣。大業(yè)元年（公元605年），改寧州為北地郡，羅川縣屬之。唐武德元年（公元618年），改北地郡為寧州，羅川縣屬寧州。天寶元年（公元742年），改寧州為彭原郡，因在羅川發(fā)現(xiàn)27軀玉真人像，故改羅川縣為真寧縣。此后，真寧縣的名稱持續(xù)了近千年，直到清朝雍正時期，因避諱雍正“胤禛”名，遂改為正寧縣，沿用至今。

　　“寧州真寧縣承天觀者，本唐開元中所建也。”由此可以判定，是先修建的承天觀，后改的縣名。承天觀的建成大概已經(jīng)到了開元末年，因為這一時期正是唐玄宗對道教癡迷最深的時候，不知是出于政治的需要，還是唐玄宗對道教的癡迷進(jìn)入了一種病態(tài)，這一時期他經(jīng)常做一些與所謂神仙交游的夢。更為奇異的是他的夢還總能在現(xiàn)實中得到印證。據(jù)《唐鑒》卷九記載，開元二十九年正月，玄宗自稱夢見“玄元皇帝”老子，老子告訴他：“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，汝遣人求之，吾當(dāng)與汝興慶宮相見。”玄宗遂派人前往搜求，果然在西安周至縣東南15公里的終南山北麓的樓觀臺找到了老子畫像，遂迎請到長安興慶宮供奉。其實，正常的人都知道，尋到畫像的地方正是老子晚年生活、著經(jīng)、羽化的地方，秦始皇曾在這里修建老子廟，漢武帝也曾修建老子祠，老子墓就位于樓觀臺西約五華里的大陵山。

　　這一時期的唐玄宗除了喜歡“夢游”之外，還有一個嗜好，就是喜歡改名，“羅川縣”改為“真寧縣”并不是唯一的個例，就在同一年，還有一個地方的名稱也讓玄宗給改了，這次不但改地方名，而且連同自己的年號也一起改了，原因均與道教有關(guān)。受唐玄宗的感染，這一時期的一些官員們也開始“做夢”，而且是夢境更加離奇。公元742年正月，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：“玄元皇帝降見于丹鳳門之通衢，告賜靈符在尹喜之故宅。”這里提到的尹喜正是當(dāng)年老子出關(guān)時被挽留在此創(chuàng)作出著名的《道德經(jīng)》的函谷關(guān)令，也是春秋戰(zhàn)國時的道家學(xué)派代表人物之一。玄宗隨即派人到函谷關(guān)，果然在尹喜臺的西面發(fā)現(xiàn)了寶苻，遂以天降寶符而將年號改為“天寶”，并將所在的桃林縣改為“靈寶縣”。盡管當(dāng)時的人們都懷疑是田同秀造假惑上，可玄宗卻大加贊賞，還晉升田同秀為朝散大夫?？梢姶藭r玄宗對老子和道教的迷信已到瘋狂的程度。正如范祖禹《唐鑒》所稱：“上之所好，下必有甚者矣。明皇崇老喜仙，故其大臣諛，小臣欺，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。不惟信而惑之，又嘗以勸之，則小人孰不欲為奸罔哉？”此后，人稱親見玄元皇帝者不絕，大唐王朝也從此走上了由盛轉(zhuǎn)衰之路。

　　到了宋代，由于五代之亂，造成“道教微弱，星弁霓襟，逃難解散，經(jīng)籍亡逸，宮宇摧毀”的衰敗局面，經(jīng)過宋初太祖和太宗的大力扶持之后，遂使道教得以逐漸恢復(fù)。承天觀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香火逐漸旺盛起來的。

　　承天觀受到重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北宋著名的道士、華山“陳摶老祖”的弟子柴通玄就在承天觀修行。據(jù)稱柴通玄活了有一百多歲。

　　由于宋太宗趙光義對道教尤其是黃白等術(shù)頗感興趣，他不但興建宮觀，還經(jīng)常召見道士，陳摶、丁少微、王懷隱、陳利用、郭恕先、張契真、趙自然、柴通玄等道士備受尊崇。真宗即位以后，更是把這種崇道政策推向了一個高潮。柴通玄曾多次到開封，向真宗進(jìn)修身慎行之說，頗得真宗賞識，真宗還作詩以賜，免去道觀的田租，下令重修承天觀。

　　承天觀的地址就位于今天正寧縣永和鎮(zhèn)羅川村，原觀已毀，慶幸的是承天觀碑保存了下來，如今被移到正寧縣博物館保存。碑高2.72米，寬0.85米，厚0.22米，由刻碑的上佳材料陜西富平石鐫刻而成，碑首為二龍戲珠浮雕，形象生動，碑額篆書“大宋寧州承天觀之碑”，由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李維奉敕撰文，翰林侍詔朝奉郎尹熙古奉敕書并篆額。碑文為行書，字跡清晰，保存完整，是一塊文化價值很高的碑刻。

　　仔細(xì)研讀此碑，我們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此碑文論道深徹，闡釋清晰，描寫生動，說理謹(jǐn)嚴(yán)，行文流暢，文采飛揚?？梢娮髡呃罹S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(yǎng)，那么他到底是怎樣的一位人物呢？

　　據(jù)史料記載，李維為宋代洺州肥鄉(xiāng)（今屬河北）人，字仲方，李沆之弟。北宋雍熙二年（公元985年）考中進(jìn)士，宋真宗執(zhí)政初期，由于獻(xiàn)《圣德詩》，被選拔到集賢院，累遷中書舍人。宋仁宗初為尚書左丞兼侍讀學(xué)士，預(yù)修《真宗實錄》，遷工部尚書。據(jù)介紹，李維“博學(xué)，以文章知名。真宗巡幸四方，典章名物，多所參定。嘗預(yù)定《七經(jīng)正義》，修《續(xù)通典》《冊府元龜》。”

　　在我們所能查到的有關(guān)介紹李維的資料中，每每都要冠以“李沆之弟”，很顯然，是因為李沆的名氣更大一些。大家都知道，李沆是宋真宗時期的宰相，因秉性耿直，中正不阿，內(nèi)行修謹(jǐn)，知人善任，在當(dāng)時有“圣相”之譽。相比于李沆在政治上的建樹，李維就要遜色很多，撰寫承天觀碑文時，他的官職為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，也就是五品的官階。此后擔(dān)任的翰林學(xué)士、中書舍人、尚書左丞兼侍讀學(xué)士、相州觀察使等官職也都大多為一些附屬官職或虛職。但李維在文學(xué)上的建樹明顯要強于李沆。由于其博學(xué)多才，文章出眾，所以每次真宗巡幸四方時，凡是見到的典章名物，大多都由李維來參定。在李維的仕宦生涯中，大多數(shù)時間也被安排來編修文史典籍。李維著有《李仲方集》二十卷，可惜已遺失無存，但在今天能見到的《宋詩選》中我們依然能見到他的多首詩作。

　　由于北宋王朝實施崇文抑武的政策，所以在北宋初期，文化便得到了很快的發(fā)展和繁榮。在人才林立、群星璀璨的北宋文壇，李維能夠脫穎而出，以文章名世，足見其文學(xué)才能以及在當(dāng)時的影響。但除了詩歌之外，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李維其他體裁的文章已寥寥無幾，因此，承天觀碑的碑文對于我們研究李維及其文學(xué)造詣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。

　　從碑文中可以看出，李維從闡述道教的教義開始到興建承天觀的緣由，從描寫當(dāng)時羅川的秀美風(fēng)光、風(fēng)土人情到崇道設(shè)教的說理，從記錄重修承天觀前的精心謀劃到修建時的井井有條，從對修葺一新的承天觀的描寫到對統(tǒng)治者的稱頌，行文流暢，用筆洗練。這篇記事文章可以說從古到今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無所不涉，足見作者李維的知識淵博、文采斐然。

　　碑文中“茲縣據(jù)羅川之上游，實彭原之屬邑。氣象蔥蔚，原隰隱轔。人敦忠義之風(fēng)，俗勤稼穡之事。軒丘在望，乃有熊得道之鄉(xiāng)；豳土畫疆，本公劉積德之地”的記述，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十余字，但高度精練，全面介紹了當(dāng)時羅川縣的地理位置、自然風(fēng)光、風(fēng)土人情、歷史淵源等，讓人一目了然，可謂字字珠璣。

　　在承天觀的碑文中，我們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個重要的信息，即“軒丘在望，乃有熊得道之鄉(xiāng)”。軒丘，相傳為軒轅黃帝所居之處，據(jù)《史記·五帝本紀(jì)》記載：“黃帝居軒轅之丘”。有熊，為黃帝的部落名。

　　一段時期以來，全國多地掀起了一場“黃帝之爭”，河南、陜西、甘肅等地均有參與，尤其是河南和陜西的爭議最為激烈。由于陜西動手較快，黃帝陵位于陜西省黃陵縣城北橋山似乎已成定論。但不斷有專家學(xué)者對此提出異議，而且各持己見，有論證說黃帝陵位于今天正寧縣境內(nèi)的，也有說黃帝陵在陜西子長縣的。凡此種種，莫衷一是。那么黃帝陵的具體位置到底在哪？

　　盡管陜西黃陵縣的黃帝陵幾成事實，但隨著爭議的持續(xù)，黃帝陵在正寧一說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(rèn)可，其原因就是來自諸多的歷史文獻(xiàn)記載。

　　關(guān)于黃帝陵的最早記載應(yīng)該是《史記》中的“黃帝崩，葬橋山”。此后《漢書·地理志》載：“橋山在上郡陽周縣，山上有黃帝冢也”。另據(jù)《史記·唐張守節(jié)（正義）》載：“《括地志》曰，黃帝陵，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。”近年來，有慶陽的學(xué)者通過研究發(fā)現(xiàn)，以上記載所指的具體位置均為后世所說的寧州橋山，也就是今正寧縣五傾塬鄉(xiāng)。這一點從承天觀碑文中的描述和記載得到進(jìn)一步確認(rèn)，碑文中提到的“軒丘”，正是指黃帝陵。因此，承天觀碑作為一個有力的物證，對于研究黃帝陵的確切位置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。

　　《隴右金石錄》評價承天觀碑為 “文字俱冠絕一時也”。除了碑文的文辭精彩淵博外，其書法也具有很高的藝術(shù)價值。由于書法的特殊性，中國書法史就是指歷代書法經(jīng)典作品與不同的書法家的歷史。因此，研究承天觀碑的書法藝術(shù)，我們首先必須來了解一下它的書丹者。尹熙古，又稱尹希古，根據(jù)碑文中的介紹，他的官職為翰林待詔、朝奉郎，這在宋代屬于文散官，大概也就是個正六品的官銜，我們目前所能查閱到的有關(guān)他的資料甚少，只有簡單的介紹：“工篆，得撥鐙法，所書為一時之絕。真宗東封碑、領(lǐng)天貺殿碑、天齊仁圣帝碑皆其所書。書法類圣教序。”從中可以看出，盡管他的職位不高，但他的書法深受宋真宗的賞識，宋真宗東封泰山時幾塊重要的記事碑均出自尹熙古書丹，由此可見尹熙古書法在當(dāng)時的受重視程度。

　　目前在山東泰山岱廟內(nèi)就保存有兩塊尹熙古的書法碑刻，一塊為《大宋天貺殿碑銘》，立于大中祥符二年（公元1009年）；還有一塊《大宋東岳天齊仁圣帝碑》，立于大中祥符六年（公元1013年）。但這兩塊碑的字跡均沒有承天觀碑完整。《甘肅通志》稱承天觀碑“碑詞淵博，書法遒勁，似圣教序。”今天看來尹熙古的書法確自圣教序出，深得王羲之書法之精髓，同時又具有深厚的楷書功底。

　　我國歷史上一直保持有立碑記事的傳統(tǒng)，碑刻書法多以正書為主，行書刻碑非常少見，保存至今的更是寥寥無幾，屈指可數(shù)。因此承天觀碑是我國目前保存較為完整的一塊行書碑刻，對研究正寧的歷史變遷和北宋初期的書法發(fā)展脈絡(luò)具有很高的價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