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標題：北京“城隍爺”楊椒山在蘭紀事

　　暑假期間，陪同孩子前往北京一游。今年北京的夏天著實炎熱，蟬在樹上不知疲倦地聒噪，一股股熱浪如潮水般不斷襲來。只有太陽落下去后，才有些許的清涼。說是清涼，只是沒有太陽直射的炙烤感，但暑熱依舊。所以胡同里的大爺大媽都揮著扇子，驅趕著纏人的熱。

　　晚飯后，我也如北京人一樣在附近胡同“遛彎”，這個胡同是位于北京市宣武門外大街的達智橋胡同。就是在這個胡同里，我看到一個歇山式屋頂的房屋，但已相當的破敗，屋頂上長滿了凄凄荒草，門窗皆已破爛不堪。但是門旁的墻壁上卻鑲嵌著一塊匾，近前一看，上面寫著“楊椒山祠”。喲，這就是楊椒山在北京的祠。說起楊椒山，不由想起他與隴上的一些淵源。在此，咱們先講一個小故事。

　　在慕壽祺所著的《甘寧青史略》中，有這樣一個傳說，明代蘭州進士鄒應龍少年時，一天放學回家，看見東門城樓上懸著因彈劾奸臣嚴嵩而被殺的循吏楊椒山的首級，他看見楊雙目閃動，就作揖禱告：“先生請瞑目吧，為先生報仇的責任就在小子身上。”說完，楊椒山當即瞑目。后來，鄒果然不負眾望，扳倒了嚴嵩父子，為楊椒山報了仇。

　　楊椒山，名繼盛，字仲芳，直隸容城(今河北容城縣)人。時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年），32歲的楊椒山經殿試后，榮中進士。明嘉靖二十九年(1550年)，楊時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。當時，蒙古首領俺答汗數次帶兵入侵明朝北部邊境，嚴嵩的同黨、大將軍仇鸞請開馬市以和之，楊椒山上書《請罷馬市疏》，遭到仇的報復，仇鸞進讒明世宗朱厚熜。于是楊椒山被下詔獄，后貶為狄道(今甘肅省臨洮縣)典史。

　　狄道文化教育相對落后。楊椒山雖被貶謫狄道，但是他卻一改往昔謫官靜坐衙門，不理政事的習俗，而是興辦學校、疏浚河道、開發(fā)煤礦，并讓妻子張貞為婦女鄉(xiāng)民傳授紡織技術，深受當地各族人民的擁戴。

　　對于教育，楊椒山更是嘔心瀝血，除在狄道超然臺修建了一座書院，還在圓通寺設館，招募百余名學童入讀。并且他又多方籌措，購置學田二千余畝，這些款項的來源，除了通過請示上級，清查戶籍后的余糧留用置地外，他還拿出自己的部分薪俸，并賣掉自己的乘馬，還讓夫人將首飾也賣了。經過循循善誘和潛移默化的教育，狄道一帶年輕人尊老愛幼，社會風氣大變。而且自此以后，以至清季，隴上考中進士者，狄道人氏多列其中，楊椒山實功不可沒。

　　狄道原來的燒柴供應主要靠商販販運，價格較高。狄道縣西南80里鎖林峽（即今黑甸峽），有一座煤山，是少數民族的聚集地，此前縣府多次派員與當地協(xié)商未果。因為煤山開采后，將觸動當地居民的實際利益。為解決民生問題，他親自與縣府官員及門人前往交涉，困擾狄道縣府多年的棘手問題得以解決。

　　狄道因當時地處牧區(qū)邊緣，成為西北的羊毛、駝毛等皮毛的集散地。因此“結褐”是邊民的主要謀生手段之一。但是嘉靖時，吏治已壞，官吏承差和書吏動輒巧取豪奪，或減價購賣，或以雜物易換，致使織褐者不得其價。一些以織褐為生的家庭，“有求死于河者”，甚是凄慘。楊椒山為改變這種現狀，首先公出告示禁止公差人員購褐，由上司定價后交給縣府辦理，以杜絕公差減價易換的舞弊行為，從而百姓的收入增加了。

　　流經狄道的洮河是黃河的主要支流，因有洮河水的灌溉，使城西一帶園圃成片，這里種植著各種蔬菜，保障了民生供給。但是由于此前只知灌溉，不重視疏通，致使渠道淤塞，蔬菜的產量下降。楊椒山到任后，進行了疏通，使灌溉面積也增加了一倍以上。狄道縣此前征收糧草，沒有正規(guī)的官府文冊，只有手書的舊簿相傳，導致了“富者實減，而貧者反增；富者納輕，而貧者反重”的后果。楊椒山到任后，先算各戶的總數，次算一縣的總數，往日的弊端便暴露無遺，糧草數量比原來反而多出30石。楊椒山并未隱瞞，而是如實上報。經過請示上司批準，這些多出的糧草用于購置學地。這樣一來既解決了府縣生員的后顧之憂，使狄道的吏治有跡可循，又使當地的教育事業(yè)得到有力支持。

　　楊椒山被貶一年后，俺答汗依然擾邊，馬市全遭破壞。明世宗朱厚熜方知楊椒山的先見之明，于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再度起用楊椒山，調其為山東諸城縣令，改任南京戶部主事、刑部員外郎。因楊椒山的所做所為深得當地人民的愛戴，故當他離開狄道時，“送于百里之外者千余人”。

　　可是，楊椒山這一走，就踏上了與奸相嚴嵩的斗爭之路，最終于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十月，嚴嵩授意刑部尚書何鰲，將楊椒山處決，棄尸于北京菜市口。楊椒山夫人張氏驚聞丈夫已死，也自縊殉夫而去。當時燕京士民對于楊椒山之死敬而憫之，遂以楊椒山的故宅改為廟以奉祀，尊為城隍，并以其妻配祀。因此，楊椒山又被尊為北京的“城隍爺”。

　　楊椒山的故宅于清朝初年又改稱松筠庵，清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年），刑部官員得知松筠庵為楊椒山故居后，將其堂屋辟為祠堂，取名“景賢堂”，用作供奉祭祀，室內有楊椒山塑像。清宣統(tǒng)年間，曾任國史館協(xié)修的江春霖，在看不慣官場的蠅營狗茍后，憤然辭官，在離開北京之際，他拜謁了楊椒山祠，并撰聯(lián)：“ 三疏流傳，枷鎖當年稱義士；一官歸去，錦衣此日愧先生。”可見，當時江春霖對楊椒山的評價很高。清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年），楊椒山起草書稿的書房，被稱為“諫草堂”，由書法家何紹基題寫。次年，又于諫草堂西南角建有八角亭——諫草亭。據說，楊椒山彈劾嚴嵩的奏疏經海鹽布衣鐫石名手張受之刻石后，鑲嵌在諫草堂墻壁上。因為張受之對楊椒山仰慕已久，鐫刻楊椒山真跡時，可謂殫精竭慮，傾盡心血。諫草剛剛刻完，他便猝亡于諫草堂。

　　此后，松筠庵成為了清末士大夫集會議論時政的場所。清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當清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《馬關條約》后，廣東舉人康有為發(fā)動1200余名群情激憤的舉子在松筠庵集會、請愿，反對割地賠款，要求維新變法，即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“公車上書”。《康南海自編年譜》中對這一事件進行了記敘：“時以士氣可用，乃合十八省舉人于松筠庵會議，與名者千二百余人，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，請拒和、遷都、變法三者。”而在這1200余名舉子中，就有甘肅武威籍舉子李于鍇，并領銜起草了《呈請政府廢除<馬關條約>文》。李于鍇似乎也一脈傳承了楊椒山的氣節(jié)，他后來曾為官山東，歷任三縣一府，凡十四載，“所在政績卓然,蜚聲遠遠”,有“賢太守”(張元濟語)之譽。進入民國后，袁世凱任大總統(tǒng)，袁與李于鍇曾有交往，召他去北京任職，李于鍇婉辭未去，又委任他為甘肅警察廳長，李于鍇仍堅辭不就。

　　松筠庵猶如一名老嫗，歷經了風雨滄桑，在日月更替中，歲月的風吹亂了她零亂的白發(fā)。但是楊椒山、李于鍇兩位與隴原有淵源的人見證了她的變遷。當然通過松筠庵也折射出了隴人所具有的秉持正義、維護公理的剛正不阿的品格。

　　離松筠庵不遠處的一個門口，一位老奶奶正搖著蒲扇，她見我久久在松筠庵前瞻仰徘徊，就對我說：“現在沒什么看頭，政府已將這里作為文物了，正在維修，三年后您再來看，這里一定會大變樣的。”

　　就是在這個胡同里，我看到一個歇山式屋頂的房屋，但已相當的破敗，屋頂上長滿了凄凄荒草，門窗皆已破爛不堪。但是門旁的墻壁上卻鑲嵌著一塊匾，近前一看，上面寫著“楊椒山祠”。喲，這就是楊椒山在北京的祠。

　　□高羔 文/圖